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都曾学习过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这篇演讲不只是因为其深刻的内容而闻名，更因为闻一多先生在演讲结束后被特务枪杀的悲惨事实成为历史的一个铁证。闻一多先生的话语仿佛预言了自己的结局，演讲完毕后的不久，他就被刺杀。曾任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在他的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王凌云爱谈往事·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侧记》中，居然声称这次暗杀事件与蒋介石及军统毫无关系。沈醉更是描述了一个情节：当时，连蒋介石自己都未能弄清楚真相，气急败坏地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头子毛人凤为何做出如此引发全国民众强烈反感的蠢事。沈醉的回忆声称，这起暗杀并不是由擅长此类行动的军统特务所为，甚至连毛人凤也无法猜测幕后真凶。

然而，另一位曾在军统局工作的人物，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却在他的回忆文章《李公朴、闻一多暗杀案内幕》中揭露了不同的事实，直接指责蒋介石是幕后主使。程一鸣表示，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在进行一次重要人物的暗杀时，必须事先得到他的批准。这是因为蒋介石非常担心误杀派往各党派的潜伏人员。程一鸣明确指出，李公朴的暗杀，显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权，并且在李公朴被暗杀后，蒋介石不仅没有下令调查此事，甚至也没有要求他来破获此案。程一鸣的回忆显示，蒋介石是直接指派他来侦办这起案件的。

程一鸣还详细描述了他参与侦破案件的经过。他回忆称，当时他正在上海准备接任湖南省衡阳市区的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职务时，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庐山牯岭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前往昆明协助内政部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破获闻一多的暗杀案。程一鸣的回忆非常详细，连当时的时间和地点都一一列出，然而，沈醉的回忆则显得模糊不清，似乎有意为蒋介石和军统（保密局）辩解，隐瞒了某些关键细节。

为了揭示事实的真相，我们将沈醉和程一鸣的回忆全部呈现给读者，让大家自己做出公正的判断。沈醉在回忆中直接下了结论，称闻一多和李公朴的暗杀与军统毫无关系。根据沈醉的描述，他和唐纵一起前往云南，同行的还有李肖白、郑修元和许建业。在出发之前，他们已经预定了替罪羊——这正是沈醉回忆中存在的矛盾之处：既然这起暗杀事件与军统无关，唐纵为何要让沈醉从军统在重庆的看守所中挑选两名犯过军统纪律的囚犯带到昆明，让他们顶替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凶手？

唐纵告诉沈醉，所选择的两名犯人无论过去的罪行如何，只要在公审中承认自己是凶手，就可以在执行死刑时与其他判死刑的犯人互换，而这两名犯人将会被安排到东北或西北地区担任较好的工作。沈醉为了说服一名姓万的文书科司书王，向他承诺绝不会当场执行死刑，并且保证会有时间帮助他换人，沈醉甚至为此写了证明信，并给了王五两黄金作为奖励。

从唐纵和沈醉的事前安排来看，很难相信军统对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暗杀毫不知情。当时军统云南站的站长是王巍，而非沈醉。王巍当然不会承认这起暗杀案是由他的手下所为，他宣称自己已经查明了暗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凶手共有六七名，均来自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和稽查处。霍揆彰作为云南警备总司令，当时与唐纵关系较好，但面对唐纵的询问，他坚决否认与暗杀案有关。

唐纵与霍揆彰谈了整整一上午，结果毫无进展。霍揆彰始终否认知道暗杀的真相，反而请唐纵去解决案件，尽管唐纵多次暗示暗杀与警备总部人员有关，霍揆彰依旧百般否认。最后，蒋介石派遣顾祝同前往昆明施加压力，但霍揆彰依旧没有承认责任。然而，经过在庐山与蒋介石的会谈后，霍揆彰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并交出了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两名“凶手”。这两人随后被公开枪决，并且在执行过程中被严格戒备，枪决后立即掩埋。

沈醉当然知道，所谓的汤时亮和李文山并非真正的凶手。其实，这两人和他们的家属早已被霍揆彰秘密转移，送往大理，由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接管。沈醉在战犯管理所与王凌云重逢后才得知，这两名“凶手”实际上在大理的无为寺内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直到1947年，这些人才被接收，并在解放后被捕。沈醉虽然在回忆录中为蒋介石和军统辩护，但其避重就轻的做法，显然无法掩盖真相。

程一鸣则在回忆中更加详细地描述了整个案件的真相，并揭示了沈醉的回忆中所掩饰的部分事实。程一鸣回忆称，刚到昆明时，唐纵就授予了他侦办案件的全权，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唐纵也不敢贸然行动，只好通过军统云南的电台向蒋介石报送密电。在蒋介石收到电报后，立即派出顾祝同、冷欣、张镇、周剑心等高级将领前往昆明，与卢汉秘密开会，最终得出结论：“闻一多是宪兵司令部驻昆明的宪兵队员，因‘激于义愤’而枪杀的。”

顾祝同当场拍板，决定接受张镇的提议，并安排冷欣去庐山向蒋介石汇报。最终，蒋介石亲自召见霍揆彰，霍揆彰也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并交出了“凶手”。蒋介石特意指示，只侦办闻一多案件，李公朴的案子则不予追究。这一系列的安排，显示了蒋介石对事件真相的掩盖以及对假案的操控。